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周末，回学校参与了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会的一些工作。读硕士的时候，在同样的地点，也参加过一些来自同样的领域的学者们的类似会议。那时，自己身在国关学科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离开国关一年后，我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记录此次会议。

这次的美国代表团，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防大学等智库和的东亚问题专家为主。这些人与学院派相比，应该有两个特点，一是掌握研究对象的材料多，和东亚各国政界、学界交流多，二是和政府关系近。照理来说，应该更拿得准、看得透，而非空谈。

可是会上，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和讨论并不让人满意。每当提及中国、日本外交安全战略，都习惯以美国自身情况作为参照来推，以至与会的中日学者在评论时，不断提醒他们，要注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情、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

做理论、技术的政治学家、安全问题专家，不了解各地区具体情况情有可原，但是地区问题专家如此治学，令人汗颜。一年的剑桥经验让我懂得，学会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够阅读分析来自该国的一手资料，并不代表真正认识、理解这个国家。美国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无不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入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当前，多少人学了中文，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政策研究中来，游走于中美之间，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向前向前向前，从不回回头，向后看。其结果是，情报传统大行其道，一开口就是“我最近听何人说何事了”，拿美国经验、政治学方法来解读一下，把研究的对象放到真空中，汉学传统丧失殆尽。

过去，中国研究不是显学，只有一些顶尖大学在做，做的也比较踏实。冷战以来，这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学界兴起。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白手起家，要多快好省，就学个中文，学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速成了。汉学研究不再是中国研究的主导力量，成为鲜有人问津的象牙塔上层建筑、世外桃源。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来会面临一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只会说中文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影响甚至主导美国对华政策。如果与我方那些精通英语，略懂美国的专家们相碰撞，不知会产生何种智慧的火花。

一年前，面临两个学校，两个院系的选择，自己还因为是否要暂离国关而苦恼。现在看来，出去一阵，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

国防部网站终于出现了，看过后觉得很无奈。实在搞不懂，相关部门负责外事和宣传的人那么多，为何要把这一网站交给军报负责。办报纸的也不深感责任重大，多做些调研再放出来。简直是军报网站的克隆版，除了把标题改成国防部。这个网站上充斥着各种关于我军官兵衣食住行，养猪种菜的新闻报道，评论、通讯。作为中央政府、部委网站，显得极不严肃。更重要的是，政府网站的权威信息发布功能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已经公开的机构设置，办事指南，常用信息，最新动态，都很不尽人意。

外事无小事。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历来涉及外事的东西，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做的比平时正规一些，和国际接轨一些。没想到国防部却如此一鸣惊人。

惊闻国际关系史前辈方连庆教授辞世。我和教授“无缘”，我是我们这届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中唯一没上过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课的。学院师资网页上也不曾放过他的照片，就算谋面，也有眼不识泰山。但是，作为同学当中偏历史的人，我还是想写下几句。

 

方教授对于国际关系史教研的巨大贡献，集中体现在北大版《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论著上。拿北大国关来说，方教授的论著和教学，引导了整整一代八零后学生。每一个人，不管后来对国际关系史多感兴趣，投入了多少精力，了解掌握了多少史实，都是从听和读方爷爷讲故事开始，爷爷的凡尔赛体系、慕尼黑阴谋、集体安全开始的。这是背景，是线索，是基础。

 

后来，当我们逐渐长大，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相关论著，尤其是国外学者的，并且能够自己去阅读一些史料，回忆录、日记、文件集的时候，就开始对爷爷的故事提出质疑，甚至觉得欧美那些爷爷奶奶，大叔大伯的故事更好，感觉俺们被爷爷忽悠了。

 

三年过去了，因为读过爷爷的故事，自己才有幸到英伦来听更多的故事，甚至准备自己写故事。这段经历，让我懂得为什么外国爷爷，西洋大伯大叔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相声快板，空口无凭。讲故事的人的基础、所处的研究环境、所获得的研究资源都影响着讲出来的故事。对于欧美爷爷们来说，这些故事首先是自家的事情，或者和自家有很多瓜葛的事情，其次他们从小在这个剑桥或者那个剑桥，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到他们想讲故事的时候，又有很多故事放在各种图书馆档案馆等着他们去找；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讲故事，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去编故事，讲故事。而我们的方爷爷呢，小时候只能在园子里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一种故事，他想给别人写故事讲故事，但是却只能参考数十年前学校图书馆书架上的所有。就连王绳祖爷爷，当年也是在那个小镇——牛津，听过故事，写过故事的，回来后不仅写不出新的故事，很多他心里的故事也没地方讲。后来，园子里的故事也多一些了，编故事的材料也多一些了，但是爷爷此时事情多起来了，能讲故事写故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可是，每一年新来的小朋友都需要听故事，爷爷就只能拿着以前的故事，讲啊，讲啊，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知道了凡尔赛，知道了慕尼黑，知道了雅尔塔。

 

平心而论，爷爷的故事书，在同一时期的国关各领域教材中，绝对算得上佼佼者了。即使到了现在，也不失为上乘的教材。做好研究难，写好教材更难。做研究顺着自己的思路就去了，写教材，是给小朋友看的，要考虑小朋友们想看什么，需要看什么，怎样写小朋友们才听得懂，在有限的篇幅，纷繁芜杂的历史过程中，写什么，不写什么，都要再三斟酌。爷爷在当时的条件下，写出了这样的故事，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听过爷爷故事的很多师兄师姐，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工作的主力军。现在很多人，以现在的条件，拼凑出来的故事，却和爷爷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更反衬出爷爷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

 

爷爷走好，后来人会把您的故事讲下去。

    上周末收到系里的邮件，要求博士生们上报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以便工作人员以此为依据，帮助我们查找相关科研经费的情况。

 

   若是过去，我就不假思索地填几个大方向了，比如大国关系、二战、冷战，军事战略什么的。然而，这次我上报的方向都非常窄，因为在剑桥已经养成习惯了，能够申请资助的研究项目，决不是小打小闹的，一定是要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突破的才行。以冷战为例，自己有能力在和中国有关的一些选题上实现突破，却不可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冷战研究取得突破。二战同样如此，不列颠空战、太平洋海战、以及波澜壮阔的苏德战场，都不是我在可预见的将来内能够做出国际学术贡献的领域。所以，为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占一席之地，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在某几个点取得突破，并向纵深发展。

 

  让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自然是每一个出国的中国博士生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追求这种领先，主要受益者还是个人：自己的博士论文写的好，受到西方学界一些人的重视，有了一个好的前程。就我的学科而言，有些研究的很“尖端”的东西，不仅对学术界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无益，甚至对学术圈内，本领域作其他方面的人也如鸡肋一般。如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几个点的突破和接下来的纵深发展，到头来，有可能写好了博士论文，却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领域；今后的发展，也陷入自娱自乐中，除了“纯学术”，自己也一无所有，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和本学科相关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废人。

 

  这种情况下，我在争取做好“尖端”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当专家。虽然我不能在二战各主战场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但剑桥给了我一个吸收各主战场研究的机会。我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专著，还有各种发表的史料，包括很多翻译成英文的德军、苏军、甚至日军的档案文献。在国内，这样的资源是极度缺乏的。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吸收了，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就能做二战专家。一方面，在自己的本领域“责任田”里，有能力作出尖端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本领域具有系统的了解，掌握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够借鉴、运用这些东西，或者把它们提供给需要的人。例如，如果有机会回国任教，能开一门确实让学生有收获的二战史课，并且在观察、分析军事问题的时候，借鉴国际二战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或者，遇到任何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我能够把别人关心的问题讲清楚道明白。对其他领域也是这个道理。

 

   专家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相对性，还有一个是外向性。儿时比别人多看了几本军事杂志（相对），然后给伙伴们讲飞机军舰（外向），自己就成了这群人里的军事专家。这两点和你“自己的”研究做的如何关系并不大。很多人研究做得好，却没办法和别人共享研究成果，要么别人不需要那个研究成果，要么自己不屑于把东西拿出来。有些人，“原创”不多，却能够把他人的成果吸收并且传播开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

 

   不妨对自己要求多一点，做研究，也做专家。两个标准，一个是学术界的，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运用一切资源和方法，做出新东西，填补新空白。另一个是对大多数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上次参观帝国战争博物馆杜克福德馆时，就计划着来看本周日举行的春季航展。到今天下定决心却不容易，因为天气预报说有雨。如果气象条件不达标，很多飞行表演就会被取消，我们则白跑一趟。不过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冒雨出发。还好，雨都在途中下光了。

 

因为航展，机场上游人如织，其中很多人应该是提前订票了。这次航展规格不是很高，因为它既没有商业目的（如我们熟悉的范保罗、珠海航展），也没有政治目的（七月份左右英国有好几场皇家空军主办的航展，西方盟国都会派战机参与，美国甚至派过F-22），纯属民间性质的。参加飞行表演的飞机以历史名机（如二战时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教练机、特技表演机为主。不过地面展示以及各总互动项目，以及和军事、航空有关的商业活动，都布置得非常到位。当然，英国军方也出了一臂之力，表演过程中，从外场飞来的皇家空军现役欧洲战斗机（台风）进行了持续十分钟左右的精彩表演，它的双发动机低空开加力的确震撼；做机动的时候，身手敏捷，和前面表演过的轻型飞机别无二致。

 

回来查了一下接下来的航展资料，发现凡是英国像样一点的非官方航展，皇家空军都会派出台风这样的最先进战机和飞行表演队前来捧场助威。自己在国内无缘见到现役三代战机，却没想到在这小岛的民间航展上，就见识了世界上位列三甲，性能超过本朝一切现役甚至试飞阶段飞机的大杀器。就老战机而言，发现自己研究的历史突然复活，并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也是非常欣慰的。而且老机速度更容易慢下来，表演的观赏性也增加不少。

 

总结一下，这次民间航展三个特点，第一，参与人多；第二，老飞机能上天表演；第三，最先进战斗机莅临。英国每年5月到十月期间，这样的航展不下十场，这个机场就五场左右。那么小的国土，那么少的人口，这种航展密度相当高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如果没有官方，尤其是军方支持首肯，什么航展也办不起来，而且我们的老飞机（冷战初期，中期的，不是二战）上天难；先进战机出场难（去年珠海航展似乎发生变化，希望能保持并且继续进步）。如何让富国强军思想深入人心，器物恐怕作用更大。主力战机在头顶开一次加力，对于很多人来说，胜过看多少报刊杂志，读多少兵法战史。

自从上博士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当别人问起我的研究方向时，解释起来都颇费口舌。最近又有人问起，我先回答：“就是二战时期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远征军……”正打算依例进一步解释，别人却说：“噢，就是最近那个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讲的吧。”

 

作为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团长是成功的，因为很多人通过观看团长，对远征军入缅作战这一历史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看到一些人用比较严格的历史标准来批评这个片子，着实没有必要。如果严格按照史实去拍，剧情处处受限的话，只能吸引一部分观众的眼球，到最后，记住远征军的人就会少很多，效果适得其反。电视剧通过它精彩的表现形式，把很多观众带进这个历史事件的门，希望继续前行的人，自然能够借助其他各种资源。如果电视剧能够完成整个历史学界的任务-历史的研究、教学和普及，那么历史学界办个电视台就万事大吉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者，我对团长是心存感激的，它成了我研究方向的名片。（今年央视还会播一部类似的电视剧，滇西1944，不知能否与团长相提并论）

 

团长以远征军为背景，聚焦在一小群，十几个官兵身上。人物刻画可谓精雕细琢，每个主要人物都个性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网上有评论说该剧对人物的刻画，损害了抗战军人的形象，这实在是言重了。中国军队的基础是当时的国情和社会，军人都是国人，凡人，他们承担责任，付出牺牲，但是也是血肉之躯，也食人间烟火。整个社会就那样，军队怎可能一枝独秀？此外，何谓普通的抗战军人？ 美国人拍摄兄弟连，可以借鉴参考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而中国方面，关于抗战时期高层人物和事件的史料还算凑合，级别越低，保存下来的东西越少，想研究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术都头疼。上学期牛津中日战争研究中心学者到剑桥讲座，题目是二战期间中美日三国普通官兵的战地日记比较。美国的日记最丰富，日本次之，中国最少。当时中国军队的通信手段也落后，师团一级才能通过电台能现代通信方式联络，基层只能通过人工，这也使得资料很难保存下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抢救和保存史料。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每一个抗日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在想什么。所以，犯不着用历史来给这个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扣帽子。

 

作为战争片，它对军事相关内容的刻画也是令人称道的。过去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国军，着装上都是整齐划一。这次电视剧才开始，就出现了精锐部队戴德国钢盔，杂牌军刚开始没有钢盔，到缅甸后，一些人头上扣上英国钢盔；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滇军的弟兄，头上却是法式钢盔。看到这些，自己都有点小感动，太细致了。两军沿怒江对峙时，工事也下了一番功夫，都有防炮洞，这在以前影视剧种是很少有人去刻画的。涉及战略战术的台词，也是比较专业的。

 

此外，团长也充分展现了缅甸战场上的同盟国之间合作和冲突的情况。第一次作战中，他们多次和英军打交道（虽然英军形象过于猥琐，这些问题下次再说）；相持到反攻阶段中，观众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军派部队到印度训练，接收先进美式装备，接受美军顾问的指导，在反攻中和美军并肩作战，得到美国空中支援。虽然这都不是团长的中心，但作为背景刻画的那么好，是相当赞的了。

 

团长中，一位主演也叫李晨。他在士兵突击中扮演吴哲，在团长中扮演师长副官，后来加入反攻突击队。这位李晨在荧幕上精彩地复原这段历史，而我呢，也在通过文字档案进行低端复原和研究，都算和这段历史有缘吧。

 

这次先胡乱写那么多，下次有机会，从具体史实的角度再多罗嗦几句。

四十年前的3月1日夜，我军一支潜伏分队趁着夜色，登上珍宝岛；3月2日，中国巡逻队登岛巡逻，与随后登岛的苏联军队发生冲突，在潜伏分队的配合下，我军给予苏军沉重打击。接下来两周里，双方又在同一地点多次交火，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飞机；我军亦动用了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

 

珍宝岛的枪声，是文革特殊时期的产物。中苏关系自六十年代初已经恶化，此后边境争端冲突一直不断。大多数时候，苏联边防部队装备先进，后面还有整个苏军撑腰，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而中国军队一直处于下风，忍辱负重。文革前半部分，是激情燃烧的时代。外交、国防同样与时俱进。外交战线上，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急转直下，1967年更是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悲剧。国防领域，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军管，也是斗志昂扬。国际上，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强烈谴责，并把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同年，美国决定和越南展开和平谈判；对越战采取降级策略，民主党因为越战，其候选人竞选总统失利。足见美帝已经身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革命的人民自然不能对苏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退让。珍宝岛反击战的决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中国边防军对苏军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沈阳军区主动提出反击作战计划，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参战官兵都是从整个沈阳军区中挑选出的精英，潜伏-诱敌的方案也是仔细酝酿。而苏军对这一切则蒙在鼓里，3月2日，发现中国巡逻队上岛后，和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前往阻止，被我军成功伏击。

 

事后，苏军的反应是迅速的，出动装甲部队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交战，几个月后在新疆伏击了一支中国巡逻队，作为报复；并且放风说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些压力使得中国领导人感到这次“玩大了”。虽然战术上得手，并且“守住”珍宝岛，战略对比上苏联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苏联在冷战中的战略重点是西方，但是中苏交恶后，在中苏、中蒙边界还是部署了重兵，这些部队有所动作，对中国来说都是大事，更不用说苏联核力量了。这个时候，球明显是在苏联这边的。现在解密的史料表明，苏联也被吓了一跳，但是苏联领导人也不愿意与中国爆发战争。一方面，向远东增兵，并且放风说要核打击，通过施加压力来威慑中国；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稳定局势。中国方面同样如此，全国战备，防止苏联突袭；同时通过外交渠道与苏联接触，力图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10月两国重开边界谈判。1970年，毛泽东接见苏联外交官，指出两国要友好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中苏关系很快从战争一触即发，进入了冷和平的阶段，这也是所谓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组成部分。

 

珍宝岛反击战，中方的决策，可谓从激情回归理性。就反击本身而言，当时不存在通过反击能够收复失地或者为外交谈判争取筹码的机遇，仅仅是为了顺应革命形势，在苏修身上出口气；并没有充分考虑中苏实力差别巨大，中国无力阻止苏联升级冲突这一现实。好在战斗打响后，中国领导人迅速察觉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加上苏方的“配合”，联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场冲突还算得上有理有利有节。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尽管冲突后召开的中共九大报告中，国际形势部分依旧激情燃烧，反美帝反苏修；私下里，叶剑英等四老帅却被特意安排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在提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指出了中苏很难爆发大规模战争，建议利用美苏矛盾制衡苏联。美国方面，尼克松、基辛格也敏锐地把握了珍宝岛冲突提供的与中国缓和关系，以此推动越战结束，制约苏联的机会，通过一些渠道与中国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这块“敲门砖”，与美方一道，推开中美缓和的大门。

 

此后，中美苏三角态势被逐渐构建出来了。珍宝岛冲突自然功不可没，但应该注意的是，珍宝岛改变的中国的理性大国外交，而不是珍宝岛前的“革命外交”，促进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珍宝岛让中国懂得大国外交的真谛，与美苏，敌对也要共处，冲突也要合作。此外，美苏两方同样是所谓三角关系的积极构建者，不是小球转大球；而是小球大球都在转。

上周六，和学院同学一道，参观了向往已久的杜克福德帝国战争博物馆。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国外的大型军事博物馆朝圣。

 

英国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有几个分馆，伦敦就有三处，一处是主观，装备不太多，还有泰晤士河上的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和唐宁街附近的丘吉尔战时地下指挥所，规模都不大。曼彻斯特也有一个分馆，主题是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剑桥附近的杜克福德分馆，则是集中了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大部分战机和装甲车辆，其馆藏军用飞机，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

 

检票后，先参观的是英国航空馆。这个馆的展品充分体现了英国的航空大国地位。数十年来，英国研制生产的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直升机、运输机一应俱全，包括传说中的协和超音速客机，火神战略轰炸机，喷火、狂风、闪电战斗机。英国皇家空军是世界上第一支空军，到现在已有九十年的历史，二战时候的喷火式战斗机，兰开斯特轰炸机都是世界领先，喷气发动机方面，英国也是开了先河。冷战期间，我国还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其国产型号秦岭发动机现在是我国主力战斗轰炸机飞豹的心脏。当然，二战结束以后，英国航空工业与美国、苏联的发展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冷战结束以来更是发展缓慢。国防经费有限，主力战机都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研制之路，并且决定大量采购美国F35战斗机。其航空工业和空中力量都不再具有不列颠空战时，单挑世界最强空军的牛气了。大概因为这样，我们最期待的还是美国空军展厅。

 

这里展览的美国军机，是美国以外的航空博物馆中最全的。二战时期，杜克福德博物馆所在的机场就进驻了美国战斗机联队，并且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现在，美国空军驻英的几个大型基地，也在剑桥附近，其中一个部署了F-15战斗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B-52战略轰炸机，SR-71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A-10攻击机，另外一个展厅还有一架F-15战斗机。作为生于80后的军迷，这些飞机都是不断出现在杂志插页中，伴随自己成长的；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它们又和冷战中的多少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近二十年来每一场美国参加的局部战争或者危机紧密相连。今日方能一睹尊容，实属荣幸。中国空军的战斗序列中，目前能和F-15相提并论的歼10，歼11B，苏30等战机，装备数量恐怕就200架上下，老批次的苏27在航电方面比美国现役三代军机差了一个档次。而B-52级的战略轰炸机，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这些家伙们在西方都开始进博物馆养老了，在我军还是新装备。中国航空，实乃任重道远。

 

这个博物馆的第三个大馆，是陆战馆。展品包括一战至今的各型坦克装甲车辆和火炮。展品很丰富，但是为了营造战场气氛，都被不规则地置于各种背景中，如战壕、工事、残垣断壁中，而且光线昏暗。这种布置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给英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来说，是很有利的，但是却不能满足有心人细品单件装备的需求。对于我来说，二战战场可以通过专著、图片、纪录片来了解，但这些车辆火炮，却是到这才能见的。

 

这次参观的一大感觉就是，英国人在军事历史普及方面，是很下功夫的。到达博物馆前，大家都有一个幻想，就是诺大的展厅中，只有我们一行人。从国内的经验来说，这种幻想很合理：对军事感兴趣的人少，英国人口就少，大老远看这些的应该是凤毛麟角吧，但我们的幻想破灭了，每一个展厅都有很多参观者，扶老携幼，而不只是某些“青春期荷尔蒙分泌过剩的男生”才关注这些东西。博物馆也安排了很多互动项目，例如通过一些简单装置了解航空原理，戴空军头盔，坐弹射座椅，免费穿着二战美英军装，并携带当时的武器和全套装具拍照。此外，机场上，飞机一直在起降，很多人到此体验、学习飞行。博物馆保存的很多二战名机，也都维护良好，到航展的时候，都能翱翔蓝天。每个专题展览，例如不列颠空战，航空发展史，冷战，展品质和量都有保证，并且布展细致，形式多样。与之相反的是，国内军事博物馆，展品不足，北京的航空博物馆，用相同型号战机充数，让人感觉到了五六十年代的航空兵部队，而帝国战争博物馆近两百架飞机，基本没有雷同。此外，国内展品的保养维护也欠佳，多少名机，风吹日晒雨淋，锈迹斑斑，惨不忍睹。布展更无从谈起。其后果是，除了铁杆军迷，很少有人专程参观这类博物馆。当前，我国军事实力与日剧增，但同样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前一段时间，英国因为经济危机，缓建两艘新型航空母舰，从战略和安全形势上来说无可厚非，却被英国舆论一致声讨，泰晤士报专门发表社论，很多人说，宁可砍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要把航空母舰造出来，足见英国海权和强军思想多么深入人心。而在中国社会，很多人说强军，都是很抽象地说，为什么要强军，需要做哪些工作都没有概念，因为他们没有和部队、军事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和具体的印象。现代战争，作战地域看似局部，但先进技术却使得战争不再有前线和后方，军队和社会只有连成一体，方能经受各种严峻考验。部队为了正常战备训练，不免要和普通人保持距离，军事博物馆，军事历史，却是军民交流的一扇重要窗口，是需要随时擦亮的。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数十万大军在开国上将许世友、杨得志的指挥下，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上杀入越南，打响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接下来两周里，我军连克老街、同登、谅山等重镇，歼敌数万，横扫越北，兵锋直指河内。随后，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我军在完成自卫还击任务后，不占越南一寸土地，于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内。接下来十年，我方在边境地区对越方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通过轮战，锻炼部队。加上冷战末期，苏联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越南不得不放弃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中越关系又回到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是“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成为其中关键一环。为了营造改善发展中越关系的氛围，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使得三十年前打响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战事逐渐淡出了大多数人的视野。

 

我们需要睦邻，但是更要牢记历史。首先，在这十年间，尤其是1979年2月到3月的作战中，我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上万。中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为了国家荣誉，奋不顾身，所表现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他们血染的风采，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应该被牢记和传承的。

 

其次，从外交上来说，对越作战的决策是正确的。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的出国作战，无论是抗战时期入缅作战，还是抗美援朝，都是在敌人打到家门口，不出国设防，本土安全就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被动决策和实施的。而1979年到1989年的对越作战，却是我们缜密分析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后，找准机会，相对主动地实施的。越南就算控制整个印度支那，也无力且无意威胁中国本土，越南的老板苏联在亚太还是取守势，不可能通过越南来进攻中国。不过，越南在印支坐大，于我不利，在中美建交，苏联无暇东顾的情况下，教训越南，是利益极大的。从地区局势而言，我对越作战，从北边向越南施加压力，使得越南无法消化它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成果，结果是，它虽能控制老挝、柬埔寨，但却掌握不了主动权，反而受到拖累。而且中国出兵，也使得其他反对越南的东南亚国家坚定了和越南对抗的信心，对中国的地区战略是有利的。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出兵越南后，苏联除了在中苏边界组织演习外，什么也不管，也暴露了苏联的弱点，对加强中国在中苏对抗中的地位，巩固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有利的。从对美外交上来看，美国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中国对越作战，是不支持甚至是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照计划出兵，一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在对美外交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向西方阵营表明，中国对于苏联和越南是强硬的，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再次，这场战争对我军建设意义非同寻常。战争爆发的时候，文革结束才两年，部队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应战，必须最大程度地从实战出发，克服这些问题。战争中暴露问题，也加速了问题的解决。八十年代的两山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已经在七九年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这场战争真正把我军带出了文革的阴影。另外，这场战争还造就了一批将才。四十年代出生，建国后参军的人，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前，已经成为初级或者中级指挥员，却没有战争经验，自卫还击作战使得这批人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并从中脱颖而出。本世纪初，这一代军人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引领着中国军队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走上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快车道。

    之所以叫侧记，是因为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亲眼见到温总，但是自己还是亲历了。

 

     因为各种原因，我和很多中国同学，都没有拿到这次演讲的票，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自己能够为之做一点事情。奥运火炬传递让我们知道，英国的政治形势是比国内复杂很多的，只要有舞台，各种丑角就会粉墨登场。正，一定要压邪，这是我们能做的。

 

    从2月1日晚开始，英国全境普降大雪，剑桥的降雪一直持续到2月2日下午总理演讲期间。这场大雪也给演讲带来了几分变化。首先，大雪使得能见度大幅降低，地上的积雪和天空的飞雪都给安保工作带来了很多挑战。这种情况下，爷爷不大可能有机会停下来向欢迎人群致意了，而是下车就直奔礼堂，演讲完后也迅速离开，场外的同学都没有见到他。其次，大雪阻断了英国的公路、铁路交通，使得各地的小丑们难以进入剑桥，就剩当地那几只（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打酱油的英国民众）。场外的中国学生占了压倒性优势。原本得到通报，小丑们会聚集剑桥，大家鼓足了干劲，都准备好了要和他们斗智斗勇，大战三百回合。大雪更让我们斗志昂扬，觉得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学联还给到场同学准备了充足的食品饮料，支持今天的持久战。结果这漫天飞雪，真是冻死苍蝇未足奇。敌人太弱小，我们的胜利来得太容易，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加上没见到爷爷，总体感觉这次行动还是意犹未尽。不过，我们还是为总理到剑桥做了点事情，在国际舆论面前捍卫了国家的荣誉和尊严。永远忘不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站立在风雪中，红旗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以及《义勇军进行曲》。

 

     场内发生了一点事情，也和入场的同学进行了核实。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剑桥外国学生先吹哨子，然后站起来胡说八道，最后有使出了伊拉克记者对付小树丛的那一套，落点距离爷爷一米左右。当场即被其他学生强烈谴责，并迅速被带走。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每一个剑桥人的耻辱。正如剑桥校长事后所说，剑桥是学习和讨论的场所，而非扔靴的地方。

 

     再说一下英国当局的作为。他们为小丑们画出了一块舞台，就在我们旁边，位置很显眼（大家觉得这也使得爷爷更难接近我们了），小丑们行动起来也或多或少比我们多些空间。这夷人确实不懂得待客之道。人家好不容易到你家来一次，还给你雪中送炭，你到处找些疯狗来门口叫唤，有病阿！当然，安保方面还是不错的，在周围建筑物上出现了英方狙击手。而且英国普通警员对于中国学生也非常友善，和我们聊天，还多次帮我们拍照。英国媒体还和往常一样猥琐，新闻报道中，只发了小丑粉墨登场的照片，对于人数上和精神状态上占绝对优势的我们却视而不见。或许明天起来，场内的那个剑桥败类也会一夜之间成为英雄或者义士。

今年的春节，与学院和同门的同学一道欢庆，比去年的雾都春节热闹很多，虽然和国内还存在着天壤之别。最高兴的是，今年春节收到了沉甸甸的“压岁钱”。

 

春节前夕，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年度清仓甩卖。它和其他书店的清仓有两点不同。首先，其他书店年终促销，都是选择正在销售的新书，适度降价，吸引消费者。而剑大出版社书店却真是“清箱底”了。甩卖的书不仅有新近出版的，还有过去几年，甚至十年前，几十年前出版的，这些相对老一些的书很多是我闻所未闻的。其次，一般书店促销，给不同的书设定不同的折扣，最便宜的是半价。而剑桥促销，绝大多数书就两个价，平装本三镑，精装本七镑，不管多厚。剑桥出版社的书，定价大多在20甚至30英镑以上，让人敬而远之。3镑的价格简直和不要钱差不多（平时就算在英国亚马逊网站买打折书，每本书接近3镑的包装邮寄费是必不可少的）。

 

其他书店促销，你去一次就知道有哪些书降价，买了就走了。剑桥却这里写着：“本店也不知道哪些书会被甩卖。”甩卖店柜台后的小屋子里，堆满了书箱。每天开门前，工作人员就打开几个箱子，把里面的书都放在几张桌子上。每一个箱子里面都有很多种书，有时候一种一本，有时候两三本，四五本，内容也十分庞杂，涉及各个学科，毫无规律可循。开门后，大家蜂拥而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很多人一次采购就超过十册（书店规定，每人每天采购量不得超过20册）。很多时候，开门半小时后左右，桌上的书就已经被扫荡走了一半，工作人员又从新打开的箱子里抱出书来把桌子放满，迎接下一波扫荡。这就使得读者每次去书店，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书，都会有新的惊喜。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我每天上午，下午去一次，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真是每天有人给我压岁钱的感觉！大家都在利用这个机会，扩充自己的藏书，多去几次，就会发现每天蹲点扫荡者大有人在，打折书店只要开门，就熙熙攘攘，英国人重视的个人空间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就算工作人员拿出四五本新书，所有读者也会一拥而上，生怕自己愿意看的书瞬间落入他人之手。

 

战果是丰富的，有剑桥出版的近现代史、外交史、军事史，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而且其中很多是国内图书馆根本不会想买，或者他们想买，用他们当下的订货渠道也买不到的旧书。自己在这三四年，以这种不要钱的价格，每年储备一批，全部运回，也能为国内学界补充一点弹药吧。

记得一些军工人士说过，他们行业九十年代初曾经青黄不接，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各种资源滚滚而来，“这要感谢李登辉”。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给我军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能够腾出手来，锻造真正的大国长剑；挑战在于，面对愈发多元的社会，以及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如何为国防建设争取来自社会各界的最广泛的支持。

 

二十世纪头十年，相对其它新兴国家而言，英国的国力已经下降，海军部长菲舍尔却在这一时期，引领皇家海军完成了一次海军革命，确保英国在一战中的制海权。传统观点认为，德国加速海军建设引发英德军备竞赛，因此英国加大了对海军的投入，设计建造了无畏级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实际上，在一战爆发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英国海军实力一直是德国公海舰队的三四倍，英国海军将领也并未把德国威胁视为燃眉之急。他们担忧的是，随着国力下降，英国社会和政界，对于保持海上霸权的意愿逐渐衰落。这种情况下，菲舍尔利用了英国政界不懂海军技术，大肆渲染德国海军威胁，保证了海军的经费开支，并且利用这些经费去让整个皇家海军更新换代，让他们在全球，而非欧洲海域独占鳌头。正因为菲舍尔在影响舆论方面做的过于成功，以至于接下来几代人都认为菲舍尔海军革命目标是应对德国威胁。

 

1939年9月二战在欧洲爆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决定扩军备战，但在美国社会却面临强大阻力。为了突破这些阻力，马歇尔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年末，他到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他强调，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战争的叙述，总是只写成功和胜利，而不写付出和牺牲。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英美战争中，美国都是动员了数十万人马，才打败了区区几万英国军队，历史学家今后应该强调这一点，不要让民众对于战争的过程有误解，觉得胜利可以轻易取得。马歇尔正是想通过历史学界，告诉社会，美国的军队规模远远不够应对当前国际形势，扩军势在必行。

 

近一点的例子，就是美国军方和媒体联手，爆炒中国潜艇。尽管在平时，中国潜艇和美军舰队有过各种各样的遭遇，但是在战时，潜艇面对美国海军的反潜网，是很难成气候的。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技术，美国军方成功地把中国潜艇建构为来无影，去无踪，防不胜防的水下杀手，以彰显美国海军的脆弱，为海军装备更新换代造势。这种论调层出不穷，中国国内也受影响，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潜艇在未来战争中，绝对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让整个社会支持国防建设，不只是部门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力量越强大，应变能力才越强，选择也越多。而军事却和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相距遥远，必须要下功夫，才能求得理解与支持。当前技术上来讲，中国军队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无需刻意渲染，但应该向民众说清楚讲明白，让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军队的战略目标更要获得国人认同，可以通过历史，通过比较，并结合现实情况，找到各种切入点，影响舆论。2008年以来，我军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喜人的。两会之际，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军费增长属于补偿性增长，有必要持续三十年，在网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另一篇军报文章强调，要吸取北宋富国弱兵的教训，同样在网上流传甚广。年末，结合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珠海航展歼10公开亮相，索马里护航，我军又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军报文章指出，“我国的国家利益扩展到哪里，我军的使命就要延伸到哪里”，可谓振奋人心。从当前我国国情，军情出发，互联网对我军而言，是很好的影响舆论的平台，因为军事传统媒体，包括军报，军事杂志，以及电视节目，形式单调，读者观众较少，而网络却能够扩大这些传统媒体的影响，让他们的信息被更多的人关注；并且应该广泛借助民间力量，从战史，技术，安全形势，国际军事发展态势全方位宣传普及入手，扩大军事问题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国防与军队问题的讨论中来，对于国防议题建立认同。

      今天在剑桥市中心，有一些人站在寒风中，举着标语，声援加沙。去年奥运开幕时，俄格边界炮声隆。新年来临之时，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以色列军队空地协同，攻入加沙。此外，各海军强国纷纷派战舰到索马里，为本国船只护航。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又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叫嚣一旦朝鲜、台海有事，美军将闻警出动。

      这一切都说明，不管什么全球化还是相互依赖，经济危机还是文化交流，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强国总比他国多一个选择：可以派军舰保护远离本国海域的商船；可以清除他国领土上的敌对势力；可以根据自己意愿，修正地区政治版图；还可以给其他国家的行动，划定红线。反之，弱者则只能承受这一切。国际舆论，强者无所谓；至于外交，强者恐怕更容易打点好。

     这些事件还表明，虽然国际关系有一个抽象的美国单极的表述，但是美国并不能垄断武力的使用，州官能放火，百姓也可以点灯。从技术上来说，就算其他国家的武力值没达到美国那么高，照样可以打仗。而且有时候需要用点空军，用点海军，但是还是有陆军为主的时候。精确打击固然好，常规轰炸也顶用。飞机不隐形，电子战能力有限，损失几架飞机，实现战略目标同样值得。各国千万不可受一些舆论蛊惑，似乎没有绝对制空权，武器不先进到什么程度就不能打仗了。美军的确值得学习，美军的很多东西，也值得山寨，但是，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有些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上月，军报发文强调，军队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战争时期和战争准备时期。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

      从物质方面准备打仗，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富国强军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家为歼十战机的亮相欢欣鼓舞，航空母舰也是呼之欲出。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值得重视。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中，训练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甲午战争中的淮军精锐，已列装克虏伯野炮和毛瑟步枪，但是训练不过关，很多士兵不能使用这些武器。这样的部队投入实战，结果可想而知。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军大多数师和团都没有自己的靶场，大多数连队没有训练场，炮兵部队一年到头没有实弹射击。至于各兵种协同演练，更是罕见。抗日战场上，就算国民党军和日军在战斗中武器对等，中国军队的单兵素质远逊于日军，例如射击命中率极其低下。纵深防御被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冷战结束以来，我们起初因为硬件差，比较强调技术和装备，以及培养掌握高技术知识的人才。新世纪以来，我军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开始重视其他环节出现的问题，把军事训练放到军队工作的中心地位，应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肯定还有很多，可谓任重道远。

现在，我处于新旧交替之中。从北京时间来说，2008年，北大校庆110周年已经过去，从英国当地时间来说，2009年，剑桥校庆800周年还在几个小时之后。

 

2008年，是我的又一转折年，硕士毕业，博士入学。这一转折可谓平稳。一月份完成申请，二三月份就拿到了相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后来确定学校之际出现了一些变化，但也是有惊无险。这主要归功于我以外的各种因素。首先是祖国的强大和她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得国外院校对中国学生敞开大门，对于中国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历史文化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其次，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对我的培养，老师们甘为人梯，把我一级一级往上抬。好的小学把我抬到好的中学，中学又把我抬进北京，师大又把我抬到北大，北大又送我到伦敦，又和伦敦一道，把我抬到了剑桥。再次，家人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没有家人的影响和贡献，我的道路定会充满坎坷，而且很难到达现在的位置。和同学朋友一起生活，让我感到温暖，和大家共同奋斗，让我取长补短，保持干劲。

2008年大多数时间里，学业上从lse受益匪浅，但是精神上，却一直保持着对北大的认同，一直觉得自己是北大派来的学生，而不是lse的硕士生。而且，与世界牛校相比，北大在学术上的欠发达，也是当前中国国情的反映，并非一校之力可以改变的。从综合环境来说，我呆过的地方里,只有剑桥能与北大相提并论，两校学生的生活、思维方式，精神状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使得我到了剑桥不需适应就已经习惯。虽然自己很快就要处在800年的剑桥中了，但这丝毫不影响110年的北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她已成为我的精神家园。

 

从2009年起，剑桥成为主战场。很荣幸在再别康桥八十年后，剑桥建校八百年时，来到这里，攻读自己的最高学位。读博士和本科硕士有很大区别。本科阶段的学习，虽然时间长，但是还处在摸索和未定型的阶段，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去做一下，探索而非深入。硕士生阶段，对于计划工作和治学的人来说，由于时间太短，新的选择迫在眉睫，都是一个准备和过渡的阶段。博士生，尤其是剑桥的博士生，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主利用学校提供的一切，一心去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安排，成败也是自己负责。所以接下来几年，要安心完成自己的学习研究计划，不图其他的。此外，过去上学，总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上北师大想着北大清华，到了北大经常国外名校如何如何。现在上到了剑桥，拿了全奖，真是不用再图什么了（虽然有时也会注意到个别美国大学比我们多买了几个数据库：）。因此，剑桥确实是现在最适合我的地方。

剑桥的氛围，外松内紧。一方面，八百年的历史留下了美不胜收的校园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中世纪传下来的学院制给学生营造了温馨的日常生活氛围。在这里，学生不会死读书，而是在学习的同时，享受着丰富而愉快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大家也不会因为生活丰富而无心向学或者不思进取。剑桥的“诱惑”很少，作为城市，它五脏俱全，但是却以学为主，远离奢华和喧嚣。更重要的是，八百年的历史，是沉甸甸的。八百年间，人才辈出，成就辉煌。校园，不仅是风景，牛顿曾在这颗苹果树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曾在那间屋子里练过枪法；这个小酒馆的那个角落，是当年宣布发现DNA的地方。不同专业的同学在一起聊天，虽然也有八卦，但是很多时候都在说自己专业的诺奖得主，大师名人，研究进展，比如数学系的同学讲过，有几次走廊里见霍金的经历。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中，同样高手如云，遇到的很多人，都让人心服口服。人都是有惰性的，但是在这样的学园中，面对八百年的辉煌历程，在那么多榜样的指引下，迷失自己很困难（让自己“出名”更困难）。在闲暇时间一起聊天吃饭，打球游戏的同学，该学习的时候，都为自己的研究计划、课题、项目用尽浑身解数，甚至寝食难安（一些同学还服用过安眠药）。理工科学生在各个实验室和工厂之间奔波；我们这样的文科学生每天瞪大了眼睛在每个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互联网上（并且随时准备到世界各地）寻找，阅读文献资料和专著，生怕有所遗漏。什么时候觉得累了，就提醒自己：这里是剑桥，我的同学们怎么做，我的导师怎么做，剑桥历史上出的都是什么人，堕落了，还敢在这做学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