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收到系里的邮件，要求博士生们上报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以便工作人员以此为依据，帮助我们查找相关科研经费的情况。

 

   若是过去，我就不假思索地填几个大方向了，比如大国关系、二战、冷战，军事战略什么的。然而，这次我上报的方向都非常窄，因为在剑桥已经养成习惯了，能够申请资助的研究项目，决不是小打小闹的，一定是要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突破的才行。以冷战为例，自己有能力在和中国有关的一些选题上实现突破，却不可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冷战研究取得突破。二战同样如此，不列颠空战、太平洋海战、以及波澜壮阔的苏德战场，都不是我在可预见的将来内能够做出国际学术贡献的领域。所以，为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占一席之地，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在某几个点取得突破，并向纵深发展。

 

  让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自然是每一个出国的中国博士生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追求这种领先，主要受益者还是个人：自己的博士论文写的好，受到西方学界一些人的重视，有了一个好的前程。就我的学科而言，有些研究的很“尖端”的东西，不仅对学术界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无益，甚至对学术圈内，本领域作其他方面的人也如鸡肋一般。如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几个点的突破和接下来的纵深发展，到头来，有可能写好了博士论文，却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领域；今后的发展，也陷入自娱自乐中，除了“纯学术”，自己也一无所有，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和本学科相关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废人。

 

  这种情况下，我在争取做好“尖端”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当专家。虽然我不能在二战各主战场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但剑桥给了我一个吸收各主战场研究的机会。我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专著，还有各种发表的史料，包括很多翻译成英文的德军、苏军、甚至日军的档案文献。在国内，这样的资源是极度缺乏的。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吸收了，让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就能做二战专家。一方面，在自己的本领域“责任田”里，有能力作出尖端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本领域具有系统的了解，掌握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够借鉴、运用这些东西，或者把它们提供给需要的人。例如，如果有机会回国任教，能开一门确实让学生有收获的二战史课，并且在观察、分析军事问题的时候，借鉴国际二战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或者，遇到任何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我能够把别人关心的问题讲清楚道明白。对其他领域也是这个道理。

 

   专家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相对性，还有一个是外向性。儿时比别人多看了几本军事杂志（相对），然后给伙伴们讲飞机军舰（外向），自己就成了这群人里的军事专家。这两点和你“自己的”研究做的如何关系并不大。很多人研究做得好，却没办法和别人共享研究成果，要么别人不需要那个研究成果，要么自己不屑于把东西拿出来。有些人，“原创”不多，却能够把他人的成果吸收并且传播开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

 

   不妨对自己要求多一点，做研究，也做专家。两个标准，一个是学术界的，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运用一切资源和方法，做出新东西，填补新空白。另一个是对大多数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