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初夏的燕园，已是一片生机盎然，此时，在依旧处于风雨之中的伦敦，我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笔，接受一个需要很大勇气才能面对的现实：在北大的学习与生活即将告一段落。

我有幸成为北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联合培养的第一届硕士生，这也使得我成为06届硕士生中，在这个园子里学习年限最短的学生：满打满算就一年，而其他同学最短也是两年，很多同学是六年，还有一些同学甚至可以接近十年。但是，自己这一年得到了很多。学院的老师，周围的同学，还有燕园的湖光塔影，营造了宽松宜人的阅读与思考的氛围。在这里，我从目前纷繁芜杂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找到了方向，加强了基础，走上了专心致志的学习研究道路。

国际关系双硕士项目，也让我在硕士阶段的一半时间里，能够置身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一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镇和前沿之中。在伦敦的国际关系史课堂中，我体验到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魅力，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是西方主导的，这也使得他们的学者研究这些问题时，如数家珍，给学生讲授起来，也是绘声绘色。国内很多相对“深入”的研究，到了这里都只是常识，这让我感受到了差距。眼下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篇习作，也算是我两年学习的一个见证了。一方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不敢有丝毫的创新，或者做出学术贡献的奢望，只求开一个头，做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顺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也反映出了自己的不足：基础很不扎实，分析和文笔都很稚嫩。布赞教授说，读了硕士，就要熟练掌握和运用（master）所学的知识，我尚未做到。

尽管如此，还是要真心感谢在学习生活中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首先感谢张小明老师。两年半前在张老师的鼓励下，我才斗胆跨校跨专业申请保送国关研究生，跨进燕园的大门。虽然我在北大的学习只有一年，张老师却是我名副其实的两年的导师。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对于国际关系领域逐渐熟悉起来；张老师也给我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让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最后又接受了我这篇不是很国关的论文。此外，自己在伦敦的一年中，恰逢张老师在此访学，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他的很多关照。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牛军老师。我们是第一届双硕士项目，问题层出不穷，可谓举步维艰，牛老师为我们顺利前行费尽了心血。此外，牛老师的外交决策课程也让我受益匪浅，提供了研究外交史的范例。在课后，甚至在网上，我也经常有机会聆听牛老师的教诲，使我坚定了学习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信念。

还要感谢朱锋老师。朱老师在国际关系的传统安全研究中，一直走在前列。他的课程也让我建立了分析国际安全，尤其是东亚安全的基本框架。在课后，朱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创造各种学习条件，让我旁听他负责的学术会议，与他邀请来访的各国学者和军政官员交流，都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际关系的现实运作的了解，对研究国际关系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感谢梅然老师。作为双硕士的班主任，梅老师也为了我们的各种杂务尽心尽力，从入学后的注册选课，一直到现在的答辩毕业。此外，我经常有机会和梅老师探讨军事战略与历史，对我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有梅老师为榜样，我坚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军事是不可或缺的领域，要把军事研究好，就要走历史的路子。

此外，也感谢这两年中其他教导和热心帮助过我的老师：王缉思老师、潘维老师、李安山老师、关贵海老师、张海滨老师、王联老师等。因为有他们，我每次走进国关楼，心里都暖洋洋的。

也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们。文安立（O A Westad）教授是国际冷战史的少壮派，每次和他探讨问题，都让我受益匪浅。他还和我分享自己从卡特总统图书馆刚找回的中美关系档案，让我对于中越冲突前夕的中美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他愿意继续指导我进行卡特政府与中国的博士研究，也让我有机会把这篇习作进一步完善。诺克斯（MacGregor Kox）和史蒂芬孙（David Stevenson）教授都是研究欧洲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的权威，与冷战史家相比，他们对自己领域的研究更加成熟，考虑问题更加严密和周到。从他们的课上，我学到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政治，军事，经济，个人都不能少；而且学术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大量的积累之上，不能操之过急。布赞（Barry Buzan）教授的课，让我懂得了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适合我，应该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关系史。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博士，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习和研究中的俄罗斯“老大哥”。和他的交流与合作让我的视野迅速开阔，对相关问题的把握有了新的提高。

我能够走到今天，也和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感谢陈拯，同行六年，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错误，让我学习时更加谨慎，促进了我的进步。感谢47楼1015的室友赵东昉、卢昊、单红武，我们四人走到一起，创造了男生中最有学习氛围的宿舍，接下来几年，不能跟你们一道在燕园同窗，是我最大的遗憾。感谢陈晓晨、陆芝伟、廖文亮、庞博、朱淑娴，心中的“国关”就是你们，有你们我充满了力量和温暖。感谢共赴英伦的室友吴铮，以及一路同行的王秋实、傅晓、陈可、刘雅雯、李娇，在异国他乡，我们互相帮助，为着理想奋勇前行。感谢习欣，总是默默地支持我的事业，虽然这意味着我们日复一日的分离，论文资料不够，你又为我跑到图书馆查找，翻拍，感觉就像自己到了校图一样方便。我想告诉你，你已成为我前行的动力，因为你，我要更加努力。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辛勤劳动，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不仅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还给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够通过本科四年的努力来到燕园，又从这里走得更远。其次，因为他们，我和历史走得更近。外公于抗战初期参军，一直跟随大军，从太行山到祖国西南边陲，南征北战，此后戍边三十余载，是援越抗美和中越冲突的亲历者。没有外公的口述与他书架上的资料，这篇论文是不可能成型的。我出生的那天，1984年4月28日，就是云南前线部队向老山越军发动总攻的日子，我出生的军区总医院，从那天起只收治前线伤员，不收其他病人。所以，这段历史对我和家人来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把它作为北大硕士论文和将来研究的选题，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点回报吧。

 

 

 

                                            2008年5月29日，伦敦

   一旦论文定稿、答辩，毕业前就没有什么正经事做了，该走了。想到这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改了。

   两年前的本科毕业，迷迷糊糊的，觉得又是一个暑假而已，开学到期待已久的新学校继续奋斗，好好读研究生。

    进了这个园子，才发现，一切都那么好，老师，同学，学习，生活，大学以来从没那么好过。因为太好了，所以我入学一段时间后就对一年后要走感到警惕。去年9月，第一次从北大出发，远赴英伦，还有那么一丁点儿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因为自己没离开过。3月回国，4月再度赴英，在飞机上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去英国？再回来的时候就要准备从北大走人了！

    虽然接下来几年的走向，也是自己努力才争取到的；但是离开北大，感情上还是难以承受。上本科，有四年时间，上博士，也是三到四年，相比之下，硕士最短，两年到三年，而我呢，一年，在同级硕士中，独一无二。时间越短，越刻骨铭心。2006年，9月2日我第一个到47楼1015的，3日报到，早上单哥先来，随后卢昊出现，中午带着几个同学，在康博斯吃了中餐。下午，赵总在家人拥簇下，进了房门，气氛顿时活跃，晚上几个人买了一个西瓜，坐在静园草坪上吃。第一个周一清早，陪各位同学去研究生院办理英语免修，认识了陆总、贾总。周二学院开学典礼，发现自己是国关所唯一的男生，认识了国关所的首长，庞博同学。周三，双硕士项目的开学典礼与学校开学典礼冲突，我只有参加小的，导致我没有北大校徽，也没唱过《燕园情》，这种现象在同级硕士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看来，一个没戴校徽，不会唱校歌的人，自然没资格和别人一样，在这里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业。论文改好了，答辩了，势必造成自己从北大毕业的假象。可是，我没上完北大的硕士，这至少需要两年……

    就算以后能再回到这里，也不能再坐进宿舍，高谈阔论，再发几条短信，就拉上几个人，何贤记，西门鸡翅，或者艺园二楼。

    在北大就一年的学习生活，没办法改。论文啊，你慢点改。

   最近在书店看见几本英国空军成立九十年的纪念册。1918年4月，英国陆、海军中的航空部队整编为皇家空军，这是主要大国成立的第一支空军。

   一战结束后，英国希望空军能够取代陆军，这样在未来的欧陆冲突中，英国就可以不派一兵一卒登陆，从本土出动空军即可左右战局。这种想法在当时来看，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却促进了英国空军的发展。备受争议的张伯伦，在三十年代重整军备中，对空军的投入最大，为不列颠战役的胜利打下基础。

   同时，英国的海军的地位也在变化。近代以来，英国海军一直是胜利和无敌的象征。两战期间，英国还是保持了世界一流的海军。但是皇家海军对于航空技术的兴趣却不及美日，舰队仍然以战列舰为核心。二战爆发后，它的表现大不如从前了。德国陆军在欧洲取得一连串胜利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海上封锁效果就非常有限了。而以往的战争中，海上封锁是英国的利剑。现在，封锁不能撼动德国，只有等战略轰炸和掌握制空权后，开辟第二战场这两记重拳了。1940年，德军西进后，英国海军在与德国空军的较量中，损失惨重。珍珠港事件后，英国自以为派两艘战列舰到远东可以抵挡日军，没想到却成为日军鱼雷机的美餐。在大西洋战役中，岸基反潜巡逻机击沉的德国潜艇，也比水面舰艇击沉的要多。

   空中力量兴起，战争样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二战开始的海权争夺，陆上决战，到处都有空军的影子，没有空权就没有海权，没有战场主动权。

   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家底慢慢起来了，可以好好办海军了。最近马汉的《海权论》在国内就出现了几种译本。上月初，胡总视察海军时，一位水兵说道：“穿着漂亮的军服，站在威武的军舰上，我感到非常自豪！”在和平时期的军港里说这样的话当然不错。可是，战时倘若天空不是自己的，那肯定威武不起来，自豪不起来的。我们的海军办晚了九十年，不像当年北洋水师时候，有铁甲舰和速射炮就好了；也不像英德海军竞赛的时候，看谁主力舰牛。现在必须海军空军一起办，舰队到哪里，机群也要跟到哪里。那么多国家，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摆在这里，没有什么争论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