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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30 剑桥半载之学术总结本周末,英国进入了夏令时,自己到剑桥也半年了。
本周早些时候,把国内新公布的两份史料发给伦敦政经的文安立教授,他回信表示感谢,说这两份文件“非常有趣”。如果我当初选择在伦敦读博士,继续做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的话,估计就这样史料挂帅,去几个美国档案馆走一圈,再把国内出版的相关档案文献、回忆史料搜罗一下,往那个利用自己本科和硕士阶段所学知识搭建起来的框架当中一塞,就会很顺利的走下去了,再利用伦敦的资源,做点其他现实研究,或许若干年后,就成所谓的中美关系、美国外交,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很多研究课题,还是属于新大陆,谁先到就是谁的,不管你会搞种植园,还是会经营皮毛,或者什么也不会。
拿一两份新的解密文件到现在的导师,剑桥的方德万教授面前,是不会让他老人家眼睛一亮的。他会冷冷地说:“对细节的把握已经足够了,关键在于,你选题的大问题是什么。”“只有大量脚注的论文不是好论文。”“博士论文要学马克思,不仅要做大问题,而且要论据充分,把两者统一起来。”“方老师”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冷战研究,而且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决不超过1950年。在这个范围内,冷战前的近现代史也好,军事史也好,国际关系也好,史料都是无比充足的,而且是整个学界的公共资源,掌握自己选题涉及的一切史料,是本分,是义务,而不是特权。这里不以史料论英雄,也没有谁仅凭史料就可以先发制人。
初到剑桥时,自己还是坚持着上学年在伦敦的思路,学外国的东西,到剑桥校图不断地抱回欧美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的书籍,生怕自己多学一点和中国有关的东西,浪费了这里的时间和资源:虽到东亚系,这一点也决不能让步!刚开始跟方老师谈研究计划时,不断强调,自己做缅甸战役是要做成国际史的,而不只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当时老师只是笑,说精神可嘉,不过呢,你们学界,包括北大的一些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太狭窄了。后来和老师的接触不断增加,自己的研究不断深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一天突然想起来再翻一下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因为这本书成书于四十年代末,距离自己研究的时代比较近,想通过它再找些时代感。这本书的目标虽然是讲外交的,但是主要篇幅都在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并且作者强调,美国人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就搞不懂蒋介石,搞不懂中国,结果就是重蹈日本人几年前的覆辙。接下来作本课题的研究综述,每天跑剑桥校图,院系图书馆,书进书出,真正感觉到作为外人的西方汉学界,对我们近现代史(古代史我不清楚)的研究水平实在让我们羞愧难当。国外很多七八十年代的著作,完全可以让我们2006年出版的那套代表目前国内近现代史最高水平的《中国近代通史》相形见绌。
作为一个本科开始学历史,但是一直盯着国际关系的人来说,我的中国近现代史基础并不好;做国际关系或者外交史,也是得益于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国际冷战学界起点低,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冷战研究,凡涉及新中国的问题,基本不以中国史为依托,只要读一下好不容易才解密的一点点史料,与外国档案对一下,评论一下就可以了。这实在不好意思称为历史学,甚至不能称为史料学,因为史料太少。长期生活在这种学术中,是非常安逸的,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去弥补自己的缺陷,顺着走下去,就能名利双收,不仅古今,而且中外。但是,我过去做的事情好比造衬衣,到了剑桥,跟了方老师做的东西,好比造大飞机。造衬衣风险小,投入产出快,客户广,致富快。造飞机技术难度高,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周期长,风险大,而且最后客户也可能很少。现在给了造飞机的机会,还造衬衣的话,对不起自己的过去,也对不起自己的现在!研究计划大改,缅甸战役所涉及的中国军事外交内政成为核心部分,用不着去强调自己过去思想里的那个国际关系:中国参与缅甸战役,已有国际背景,本身就是国际事件。
自己的历史也是有意思的。到伦敦前,本想追随文安立,结果上一学年恰逢他学术休假,跟了研究欧洲战略史的诺克斯教授,摸进了二战研究领域。博士起初也应该是留伦敦跟文安立,后来一系列事件又让我来到剑桥。目前看来,自己和冷战学界(方老师,别骂我:)的缘分是有限的。剑桥这是另外一条路了:方老师在哈佛的导师是孔菲力,孔菲力的导师是费正清,切记,费正清的导师是蒋廷黻(清华的,可见这汉学说到底是中国人的,总有一天也会收回主导权的)。这路人让我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我是多么的无知,包括对我的祖国。第二,国际关系研究的另外一条道路。冷战学界,或者说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界,处理对象国时,一般就是搞清楚主要领导人是谁,是奥巴马还是小布什,决策机制如何,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还是国务院,现在什么战略,政权变更还是遏制,力量如何,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几个导弹;还有哪些干扰因素,意识形态,反对力量……我过去做的国际关系史,大抵也没脱离这个框架,只是时代不一样,人名不一样。费正清/方德万系统如何处理目标国:数十年心血花在梳理这个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想上,比这个国家本身的专家学者还清楚,然后才是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最近看到国际事务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一批伊朗问题专家,中东问题专家,反恐专家,连在大众媒体上写一篇关于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介绍性文章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学术研究了。想到国内的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恐怕也是殊途同归。不是剑桥,我十有八九会成为其中一员。感谢剑桥,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先老老实实把自家的事情搞清楚,接下来再慢慢搞清楚别人的事情。 March 18 团长观感1自从上博士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当别人问起我的研究方向时,解释起来都颇费口舌。最近又有人问起,我先回答:“就是二战时期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远征军……”正打算依例进一步解释,别人却说:“噢,就是最近那个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讲的吧。”
作为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团长是成功的,因为很多人通过观看团长,对远征军入缅作战这一历史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看到一些人用比较严格的历史标准来批评这个片子,着实没有必要。如果严格按照史实去拍,剧情处处受限的话,只能吸引一部分观众的眼球,到最后,记住远征军的人就会少很多,效果适得其反。电视剧通过它精彩的表现形式,把很多观众带进这个历史事件的门,希望继续前行的人,自然能够借助其他各种资源。如果电视剧能够完成整个历史学界的任务-历史的研究、教学和普及,那么历史学界办个电视台就万事大吉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者,我对团长是心存感激的,它成了我研究方向的名片。(今年央视还会播一部类似的电视剧,滇西1944,不知能否与团长相提并论)
团长以远征军为背景,聚焦在一小群,十几个官兵身上。人物刻画可谓精雕细琢,每个主要人物都个性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网上有评论说该剧对人物的刻画,损害了抗战军人的形象,这实在是言重了。中国军队的基础是当时的国情和社会,军人都是国人,凡人,他们承担责任,付出牺牲,但是也是血肉之躯,也食人间烟火。整个社会就那样,军队怎可能一枝独秀?此外,何谓普通的抗战军人? 美国人拍摄兄弟连,可以借鉴参考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而中国方面,关于抗战时期高层人物和事件的史料还算凑合,级别越低,保存下来的东西越少,想研究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术都头疼。上学期牛津中日战争研究中心学者到剑桥讲座,题目是二战期间中美日三国普通官兵的战地日记比较。美国的日记最丰富,日本次之,中国最少。当时中国军队的通信手段也落后,师团一级才能通过电台能现代通信方式联络,基层只能通过人工,这也使得资料很难保存下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抢救和保存史料。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每一个抗日军人到底是什么样,在想什么。所以,犯不着用历史来给这个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扣帽子。
作为战争片,它对军事相关内容的刻画也是令人称道的。过去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国军,着装上都是整齐划一。这次电视剧才开始,就出现了精锐部队戴德国钢盔,杂牌军刚开始没有钢盔,到缅甸后,一些人头上扣上英国钢盔;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滇军的弟兄,头上却是法式钢盔。看到这些,自己都有点小感动,太细致了。两军沿怒江对峙时,工事也下了一番功夫,都有防炮洞,这在以前影视剧种是很少有人去刻画的。涉及战略战术的台词,也是比较专业的。
此外,团长也充分展现了缅甸战场上的同盟国之间合作和冲突的情况。第一次作战中,他们多次和英军打交道(虽然英军形象过于猥琐,这些问题下次再说);相持到反攻阶段中,观众也能很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军派部队到印度训练,接收先进美式装备,接受美军顾问的指导,在反攻中和美军并肩作战,得到美国空中支援。虽然这都不是团长的中心,但作为背景刻画的那么好,是相当赞的了。
团长中,一位主演也叫李晨。他在士兵突击中扮演吴哲,在团长中扮演师长副官,后来加入反攻突击队。这位李晨在荧幕上精彩地复原这段历史,而我呢,也在通过文字档案进行低端复原和研究,都算和这段历史有缘吧。
这次先胡乱写那么多,下次有机会,从具体史实的角度再多罗嗦几句。 March 02 珍宝岛四十年四十年前的3月1日夜,我军一支潜伏分队趁着夜色,登上珍宝岛;3月2日,中国巡逻队登岛巡逻,与随后登岛的苏联军队发生冲突,在潜伏分队的配合下,我军给予苏军沉重打击。接下来两周里,双方又在同一地点多次交火,苏军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飞机;我军亦动用了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
珍宝岛的枪声,是文革特殊时期的产物。中苏关系自六十年代初已经恶化,此后边境争端冲突一直不断。大多数时候,苏联边防部队装备先进,后面还有整个苏军撑腰,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而中国军队一直处于下风,忍辱负重。文革前半部分,是激情燃烧的时代。外交、国防同样与时俱进。外交战线上,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急转直下,1967年更是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悲剧。国防领域,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军管,也是斗志昂扬。国际上,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强烈谴责,并把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同年,美国决定和越南展开和平谈判;对越战采取降级策略,民主党因为越战,其候选人竞选总统失利。足见美帝已经身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革命的人民自然不能对苏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退让。珍宝岛反击战的决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中国边防军对苏军的行为,早已忍无可忍,沈阳军区主动提出反击作战计划,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参战官兵都是从整个沈阳军区中挑选出的精英,潜伏-诱敌的方案也是仔细酝酿。而苏军对这一切则蒙在鼓里,3月2日,发现中国巡逻队上岛后,和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前往阻止,被我军成功伏击。
事后,苏军的反应是迅速的,出动装甲部队与中国军队在珍宝岛交战,几个月后在新疆伏击了一支中国巡逻队,作为报复;并且放风说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些压力使得中国领导人感到这次“玩大了”。虽然战术上得手,并且“守住”珍宝岛,战略对比上苏联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苏联在冷战中的战略重点是西方,但是中苏交恶后,在中苏、中蒙边界还是部署了重兵,这些部队有所动作,对中国来说都是大事,更不用说苏联核力量了。这个时候,球明显是在苏联这边的。现在解密的史料表明,苏联也被吓了一跳,但是苏联领导人也不愿意与中国爆发战争。一方面,向远东增兵,并且放风说要核打击,通过施加压力来威慑中国;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稳定局势。中国方面同样如此,全国战备,防止苏联突袭;同时通过外交渠道与苏联接触,力图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10月两国重开边界谈判。1970年,毛泽东接见苏联外交官,指出两国要友好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中苏关系很快从战争一触即发,进入了冷和平的阶段,这也是所谓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组成部分。
珍宝岛反击战,中方的决策,可谓从激情回归理性。就反击本身而言,当时不存在通过反击能够收复失地或者为外交谈判争取筹码的机遇,仅仅是为了顺应革命形势,在苏修身上出口气;并没有充分考虑中苏实力差别巨大,中国无力阻止苏联升级冲突这一现实。好在战斗打响后,中国领导人迅速察觉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加上苏方的“配合”,联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场冲突还算得上有理有利有节。中国领导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安全战略。尽管冲突后召开的中共九大报告中,国际形势部分依旧激情燃烧,反美帝反苏修;私下里,叶剑英等四老帅却被特意安排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在提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指出了中苏很难爆发大规模战争,建议利用美苏矛盾制衡苏联。美国方面,尼克松、基辛格也敏锐地把握了珍宝岛冲突提供的与中国缓和关系,以此推动越战结束,制约苏联的机会,通过一些渠道与中国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这块“敲门砖”,与美方一道,推开中美缓和的大门。
此后,中美苏三角态势被逐渐构建出来了。珍宝岛冲突自然功不可没,但应该注意的是,珍宝岛改变的中国的理性大国外交,而不是珍宝岛前的“革命外交”,促进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珍宝岛让中国懂得大国外交的真谛,与美苏,敌对也要共处,冲突也要合作。此外,美苏两方同样是所谓三角关系的积极构建者,不是小球转大球;而是小球大球都在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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