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网看到一位小师弟写的不错的国际关系研究发言稿当中，引用了鲁鹏在2006年6月《世界经济与政治》发表的论文《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当中对于英国学派的若干评论，认为英国学派对期待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影响的中国学者而言，有强烈的吸引力，甚至产生认同感。

我自从接触英国学派后，也比较青睐它。我对英美学派的认识两周前也贴在这里了。我再说一下，我对英国学派的青睐是因为它的兼容并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这是我们研究具体的国际关系和历史问题所需要的视角；同时，我也认为相对极端的各种美国学派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看得更深，这是英国学派做不到的。我、还有我的导师，以及其他一些比较侧重于历史的人，对于英国学派的态度，我估计大体都是这样。我们知道英国学派不是铁板一块，但是这正是它上述特点的体现。

但是对于侧重于理论的人来说，走到这一步可能并不知足，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借鉴”英国学派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当然就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卷入了美英学派之间的争论，所以就觉得要“借鉴”英国学派的人，是出于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满；而立场偏美国一边的人，就会觉得英国学派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怀疑人家的“合法性”。

很遗憾，这种谋求独立自主的“借鉴”再度陷入论战之中，如果不能自拔，谈何自我？我一直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依靠“大论战”作为主要的发展动力，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要想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寻找理论界前人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其次，发起攻击，最后，确立新的理论。这产生的问题是理论发展的脉络比较单一，很多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因为不处于论战当中，长期得不到充分的探索，而中层和相对微观的理论，也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当很多理论家对于范式、方法论，津津乐道之时，国际关系当中的历史、现状和地区研究者对此早已敬而远之。理论逐渐光荣孤立，成为学科当中的国中之国，长此以往，它们应该称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科，而非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各种学术规范是一个学科所必需的，然而，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还是应该回应整个学科研究和现实中的经验和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抽象，逐步成为理论，而不是源于理论的理论。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些学习，少一些“借鉴”，参加别人的论战，在几个流派之间搞均势，搭便车，是找不到自我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没有理论，而是很多事情还没有认真去做。

本科时候读凯南的文章，发现他对苏联一定是有内在的成见，他的分析绝非基于纯粹的理性。以前和搞俄罗斯的关老师说起这个问题，关老师不禁大声说道，凯南这家伙绝对是大坏蛋。最近读凯南回忆录当中发现，凯南虽然20年代就开始学习和研究俄罗斯问题，但是真正接触苏联，是苏美建交之后，他到美国驻苏使馆工作开始的。结果他刚到不久，苏联的大清洗就开始了。他在回忆录中也认为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于这个时期，比如苏联不可能和美国合作。有意思的是，17年前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卸任后，进入美国企业研究所，或许也和他的经历有关系，他出版的相关论著对我国态度也是比较消极，以至被我国一些学者列入蓝队当中。老布什却在中国社会和政局相对稳定的文革后期担任驻美国驻中国联络办主任，后来主政后对华态度至少也算是相对积极。

以上这些属于一些人的特色吧。不过今天牛老师讲台海危机，讲的却是常识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和我非常相似，就是五十年代台海危机的中心问题还是我方的军事战略问题，所谓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现在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就归因于政治动员，东风压倒西方，大跃进，支援中东人民，如此等等。老师说，现在新范式和理论的增加，使人们忽视了常识。研究军事问题，首先应该从军事角度着力，如果还有什么无法解释的问题，再考虑其他的角度。

看来常识和特色都很重要。恰好，刚才妈妈打电话来，说最近看过的某本书上写，过去以为学识的积累只需要看书和讨论，后来才发现是更需要的是认真和踏实的研究的。 谨慎、谨慎，再谨慎。

上午放学，传说中的国际新冷战史研究领军人物文安立出现在我们的教室，我刚开始还有些紧张，象蒋介石来开会那样赶快端坐好。不过他在回答外国同学的问题过程中很有亲和力，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我按照昨天的计划，在教室里面重复了一下我以前是做什么的，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后想要做什么。他听了以后，说：“现在我们吃饭去吧，这有人说要读博士，想私下谈，我们饭桌上谈去。”

到了饭桌上，我和周万很自然地坐到他的左后，随后，历史 学特色的八卦就开始啦：林彪是职业军人还是政客、铁托的谈话记录、什么新书当中出现什么线索、什么人最近在研究什么……我和周万八卦的方向基本没有什么重合，我侧重于中国，他讲南斯拉夫、第三世界什么的，人家却应对自如，而且还能给我们爆很多料，这就是牛人啊。历史学就是这样，在八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大视野，大见解。当然这是建立在广泛八卦的基础上，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只能靠某国材料局部八卦，虽然相当精彩，可是大家都怀疑这样可以产生超越八卦的东西。中国的学生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于有效利用中国自己的八卦素材。呵呵，XM Zhang一旦看到这些，绝对要批判我没追求了，而且会重申：“记好啦，你是国关学生哦！”老师我牢记我是国关学生，但是今天的确是一群搞历史的在八卦，文教授说，他对理论很感兴趣，当然，“国际关系史就是理论。”这个可以让XM晕倒啦。

氛围很融洽，我走回宿舍，才突然发觉自己刚才和国际学术权威八卦了……

七十年代中国并不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且没有开始改革开放，和国外的经济联系也很少。所以中美关系发展主要还是靠外力。这正是我论文的关键，最重要的外力绝对是苏联。因为美苏、中苏关系的微妙，才有中美关系的曲折。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东西比较多。70年代中苏关系目前以我看得懂的文字出来的东西不够。不过我感觉到不是敌对，应该是冷和平，和平的局面出现，可是没有什么框架维护这个和平，那就只有靠陈兵百万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并非贯穿始终，珍宝岛谁吓到了谁也应该调换一下……中国能对美国帝国主义放空炮，就不能对苏联修正主义放空炮么？

真希望现在能懂俄语，把能刨到的东西刨个低朝天。

最近国关群运转良好，我也为之写一点东西吧。

 

朝：最近山姆威胁说要扁我。

美：听说小胖最近做炸弹，如果他做出来，大家都很不安全，所以我要采取措施不让他做出来，就算做出来了，也要没收。

中：我觉得你们之间有些误会，应该好好谈一谈。这样吧，我把你们的号告诉对方，加成好友就可以聊。

朝：同意，我就想这样，山姆的号多少？

美：我反对，我不会加他的，因为小胖不是好人，加了他可能会黑我电脑。

中：汗……刚好我挂出了太阳，你们又都是我的好友，我可以建个群，把你们都加进去，这样你们虽然没有加好友，还是可以聊。对了小胖，群  里是可以和山姆单独通话的。

朝：唉，只有如此了……

山姆：我原则上同意，不过群里只有三个人不好说话，会很郁闷，而且别人也很担心小胖做炸弹，应该再加几个人进来。

朝：不好吧，人多嘴杂……

中：没关系的，很多人来了也不一定说话。那我再加三个，太极、罗刹，还有龟太郎。建群啦，名字叫六人行。

太极：谢谢天朝把我加进来，小胖的炸弹质量不好，一不小心爆了我肯定受影响。山姆你也不要太冲动，打架不能解决问题。

中：英雄所见略同。

罗刹：大家好，我很久没有上网见大家了，想死你们啦。

龟太郎：小胖在么？前几天你在我家屋顶上放炮仗，还有一次你想拐我家小朋友，这些事情怎么说？

山姆：对呀对呀，小胖你现在又做炸弹，真是太不像话了。

朝：呜呜，你们再这样我就下了，你们愿怎么说就怎么说，眼不见，心不烦。对了，天朝，我们这个群是有主题的，可是那龟太郎非要在这里八卦，我觉得在这样下去应该把他踢出去。不然我们没办法聊天了。

中：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群比没有好，这样大家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可以上来，平时大家说话很少的。当然我们是应该多谈正经事，不过八卦一下也没有关系嘛。

 

 

 

 

今天上午翻最新一期《兵器知识》，上面有一篇前空三师师长的口述文章，其中讲了两个事情比较有意思。一个是1956年中美会谈期间空军打下了一架美国侦察机。毛主席接到战报后，为了不刺激美国人，改成“击伤美机一架，向东南逃窜”。另一个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我国空军参战问题，现在争议比较大。很多人认为当时越南空军要比我们强，所以我们空军作用有限。老将军指出，越南空军虽然有当时比我们的米格23战斗机，可是数量非常少，绝大多数是米格17/19；飞行员都是中国训练出来的，就连空军司令也曾经在云南蒙自机场受训。而此时我国空军六七个主力师全部摆到了云南广西的机场上，包含数十架歼7战斗机。所以相比而言，越南空军战斗力很弱，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处于我方空军威慑之下。12点下课后，把这篇文章拿给牛老师看，看后指示我立即给他复印。

《兵器知识》属于军事方面的科普杂志而已，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线索。做很多事情都是功夫在外的，尤其是国际关系这样的边缘交叉学科，如果在国关内搞国关，会遇到太多的瓶颈和困难，因为它的基础都在其他地方，并且不断从其他地方吸收养料。我向来不赞成美国人说这是一门什么science，沃尔兹自己本科硕士都是学微观经济学的，博士转的政治学，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那个市场竞争味道十足的国际政治理论，经济可以说是他的根据地。做交叉学科要做好，都应该在更加基础或者成熟的学科有自己的根据地，才能进可攻，退可守。比如基欧汉的根据地同样也是经济学；温特是社会学和哲学；米尔斯海默是军事和历史，我自己的根据地好像也和他一样，呵呵，不过我是做不了理论的，不会成为走火入魔的西毒。

各位老师、同学，下午好，很高兴在毕业6个月后又有机会回到母校，和大家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今天还带来一个高手，周万，他是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冷战史和中国外交史的专家，懂英文、俄文、中文和意大利语，当然，还有他的母语，塞尔维亚语。他过去对1947年南斯拉夫和国民政府秘密建交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论著，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绝对是无人知晓的；此外，他现在在做中国印度冲突的研究，打算出版一本书，现在写了100多页了，明年还要去印度收集资料。大家应该借这个机会和他好好交流一下。

 

参加这个论坛，按照规定是应该提交论文的，吴燕芬师姐一开始强烈建议我提交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主题是论英国对甲午战争的不作为，那时系里刚好买进了英国外交档案，如果毕业论文不用一下就没有机会了。不过我觉得七个月以前我也在这个地方论文答辩，讲那篇东西讲了一个多小时了，现在不应该再来炒十几分钟的冷饭。最近刚好我过去写过的一篇英文论文，为什么中国现在不用冷战时期的苏联战略，被斯坦福大学的中美对话项目网站发表了，师姐说我这次是来谈国际关系和历史的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提交这个比较合适，我就从命了。

 

写这篇东西，我有两个方面的感受，一个可能就是历史的一些实用吧。国外一些人讲中国威胁论，说现在的中国像当年的苏联，对于没有时间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挺有趣的，可能还有点兴奋，哇，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个超级大国啦。但是我们在学中国历史的，就知道现在的中国和冷战的苏联极不相同，应该用我们的所学，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以正视听。我觉得历史学家还是有必要用一部分精力来推动历史的大众化的，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泰勒一直致力于此，这样我们也能感到我们能为别人做更多的事情。第二个感受就是在最宏观的层面上，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是很有可行性的，而且效果也还不错。由此引入今天我想讲的关于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结合的问题。

 

从研究国际关系历史的角度而言，所谓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主要还是讲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的结合。因为国际关系学科站在历史学科面前，比较明显的就是理论了。有一个比方很有意思，说的是国际关系有很多人在说，包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跟你侃很久，让你觉得很兴奋，那就有人问，出租车司机能说那么多，还要你们学国际关系的干什么。国际关系的教授会说，司机和我们说的国际关系差别很大的，因为我们有理论有方法呀。可见，内容都是一样的，谁也不能否认。

 

我刚才说了，从最宏观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的结合，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因为大历史，大理论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很少进入操作层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思考的层面。谁主要操作这些东西呢？基辛格、保罗·肯尼迪、约瑟夫·奈这样的人，而且还是要等到他们积累到相当的程度，才开始这样搞的，现在我们对他们也就只能敬而远之了。我们自己思考这些大历史、大理论的时候，会发现某一种理论能够解释历史当中的某一面。比如，我们想到世界大战肯定要想到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冷战后以来的一些冲突我们会想到相互依赖的影响；法德关系的变化让人想到建构主义。我觉得经常有时间这样想一下，把大历史和大理论倒一下，还是比较能培养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宏观层面的东西主要就是想，不可能整天做这种高度概括的东西。

 

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尤其是具体问题分析研究的层面，就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历史尽量搞清楚弄明白，把影响某一事件的各种因素都找到。抽象一点，搞历史的人，对于历史都是敬畏之心的，就是历史太复杂太奇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可随便下结论，而且要保持开放，随时准备对自己现有的研究进行修正。而理论，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目标在于抽象，得出普世的结论，其手段在于划出严格的界限，尽可能的排除所谓的干扰因素，这和历史研究的理念是冲突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理论家根本不愿意他们的成果被理论圈外的人消费，而只愿意他们内部切磋论战，他们为此也在给外人人为设置不少的障碍，一再强调，你们用我的东西可以，但是必须照单全收，不然就不合法，但是如果分析框架都用他的其他学者还思考么？ 不等于一个函数换一个自变量啦。所以现在在美国，地区研究学者也不愿意用什么理论。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政治学就更恐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在做具体案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站位，就是来做历史呢，还是来做理论。做历史的话，就要以史实为基础，可以让理论帮助我们理清思维，但是切不可被理论所局限。如果用史实验证什么理论，那当然要稳住阵脚，甚至顽抗到底，不能因为历史的复杂而妥协，把自己的思维搞乱。（举几个例子）

 

和美国学派泾渭分明不同的是，英国人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走上了中庸之道。英国人首先在力图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内部论战各派，基于历史或者现实来整合，比如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例子）

然后是理论和历史的整合，为了避免美国人思维方式造成的障碍，英国人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根据需要分成可以根据需要组合互换的模块，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议程进行调整。（例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用，但是因为它太好用，所以让人不放心。如果作为新手，直接用英国人的东西，可能自己要被搞混。如果一个人先读了美国人的一些理论，再有比较好的历史的基础，再去看英国人的东西，可能效果会非常好，有利于自己的思维上层次。因为美国理论转牛角尖的好处是能让我们从一个方面把问题想的比较清楚。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一开始就往英国学派靠，不然的话可能深度广度都会受到影响。英国学派最宝贵的是它的包容。

 

下面的话我只能到历史系说。历史学科是一个非常扎实厚重的学科，因此也很开放，什么角度都能思考，什么理论都可以使用，都会促进我们探究历史。然而，国际关系学科是非常年轻的，在当前学科体系中，它的合法性主要靠理论来支撑。所以，在理论和历史结合的过程中，历史学处于优势地位，应该能够开放从容的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担心这个学科被历史学等学科吞并，丧失合法性，所以在使用历史的时候比较谨慎小心，生怕历史盖过了它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感觉目前理论和历史结合，走历史这条线应该更方便，呵呵。

 

此外，我补充一点关于新中国外交研究的问题。最近一些年，我们可能矫枉过正，觉得官方的东西不太可靠，不是真正意义的一手史料，不愿意用，在国内觉得没事可做的时候，国外学者就用了我们官方出版的文件、回忆录以及传记等作出很多扎实的研究成果。（例子）这些东西我们注意一些就应该我们先用，先出成果的，大家应该把这些东西重新拣起来。

 

我想讲的就那么多，请大家多多批评指导，也希望就和今天主题有关的话题和大家广泛讨论，谢谢大家！

今天是珍珠港事件65周年了。

由于日本对我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对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研究，或许比较关注“蓄谋已久”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当然还可以探讨更深入细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日本发动战争是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框架内进行的。有意思的是，这三家，尤其是日本和德国之间，要做什么事情决不事先磋商协调，而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可是一方的作为往往会给另一方接下来的行动带来巨大的影响。德国入侵苏联，没有和日本协商，只是提前一周跟日本打招呼了，这一行动却逼日本做出选择，形势剧变，日本何去何从。决策者认为那就南进吧，占领法属印支，英美应该不会很快做出反应。日本海军对此是强烈反对的，认为舰队和航空部队相关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真要打没什么把握，决策前为什么不听一下军方的意见？结果储户日本意料，41年7月23日，日军开始进占法属印支，一周内，美国强烈反应，对日本禁运石油等战略资源。如果日本对此听之任之，那么顶多能撑两年，就只有冒险一搏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大跌眼镜的是德国人了，叫你帮我从东边打苏联你不听，却捅了山姆大叔马蜂窝。这其中同盟之间，军政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微妙。

当然，军事角度而言，珍珠港这种战法确实蓄谋已久，而且日本深受1940年英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用鱼雷进攻塔兰托港意大利舰队的启发，还进一步改良了鱼雷，能够在珍珠港那样的水深使用。当时的常规进攻有三种形式。闪电战、消耗战、有限目标。珍珠港算哪一种？不是闪击战，闪击战要打垮敌人，要全胜，日本做不到；消耗战，正是日本海军力图避免的噩梦，所以才取消了先前的舰队决战计划；有限目标比较恰当，其精要在于打败敌部分军队，占领部分利益，避免和敌大部队交战。山本五十六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次偷袭和其他一些行动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打得趴下去，然后和美国签个停战协定，划分势力范围了事。可是结果却是日本最恐惧的消耗战的到来……

昨天的讨论课，我们说了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在国际关系方面，意识形态确实重要，但是这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把握，因为人的思想毕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具体到昨天的案例，我突然想到一年以前一个伯克利的美国史教授到北师大历史系访问，我还问过他外交史研究中材料和理论的关系。他说应该不带任何定式去先入为主地去看材料，“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当事人聪明。”牛老师也多次强调，对历史人物评价要谨慎，要敬畏。而我们讨论当中，可能大家强调意识形态，反帝反修，就觉得自己很大程度把握了领导人思维当中的某些部分。在我看来，反帝反修是在自上而下的宣传中不断强化的，当然它确实存在。但是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却是比较灵活的，而下面的人生怕出错，越理解越僵硬。到我们这里的反帝反修，应该和最高领导人那里的反帝反修已经是判若两者了。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过于倚重它，就犯了老师们不断提醒我们的大忌：觉得自己知道当事人怎么想；觉得自己不在此山中，能识庐山真面目。当前，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科都存在学风的问题，基础性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建构解构风气盛行，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这些新的方法在国外根本没有在中国有名。或许我们太着急了，想通过这些东西搞大跃进，赶超人家，而不去补课，甚至放弃了根本，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Today our dean argued that islands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priority of our foreign policy; however, these years, we try our best to enhance our South China See Fleet, for instance, some new destoryers and submarines. What's the intention of such reinfocement?

First, if conflict arise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fleet should support the action in the strait while blockade the South China sea, deny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 from internvention from this direction.

If we just have a strong East China Sea fleet, we can not encircle the entire war zone of Taiwan effectively.

Second, after the issue of Taiwan is solved, our navy should increase activies from South China Sea to ^^^^we can not fulfill these task with our current ships, especially without aircraft carriers.

By the way, we don't have to use destoryer solving islands disputes with small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今天听了中日关系课，发觉氛围是相当的和谐，大家解释的角度都是“软”的。唉，我落伍了，我本来想说几句，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保研后中日关系我最关心的是海军问题，一片小小的海摆了两支雄心勃勃的大舰队，一直想写点东西……

 我们今年还办了一件事，就是国关学院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两个系（国际关系史系和国际关系）达成了一个协议，项目的内容是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大体的意思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和东南亚的华人的学生），要求具备汉语和英语的学习的能力，第一年到我们学院来学习跟国际政治有关的课程，第二年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修他们的国际政治的课程，这两年下来，是两个硕士学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样的项目相当少，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样的和国际接轨的招生过程与我们原有的完全通过考试拿分数方法不太一样，通过推荐和一定程度的考核来招收学生，应该是非常高质量的。那么，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为什么要和我们联合办这个学校呢？因为有许多的学生到英国或西方的一些国家去，都是自费的，好像考的成绩都不错，但到了英国经济政治学院后，结果发现并不尽如人意，有的英语不怎么样，专业的水平更不大令人满意，所以，英国方面信任我们国关学院并和我们一起办学，希望我们通过考核选拔出最好的学生到伦敦去上学。